对于刚刚入缅的中国大军来说，他们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：仰光陷落，缅甸国门洞开，日军长驱直入，盟军一触即溃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委员长再次显得信心不足。

　　敌人大兵压境，仅以中国远征军收复仰光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如果不能收复仰光，入缅作战就失去目的，而缅甸失守的最大受害者仍将是中国。英国人答复：已命令中东及印度军队增援缅甸，请贵军火速开赴前线。委员长敏感地觉察出这是英国人的花招。英国人根本不想收复仰光，他们只想拿中国军队去当挡箭牌。 

 问题在于蒋介石已经骑虎难下：取胜没有把握，撤军又没有借口。委员长出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之初，曾致电美国总统，夸口要“让中国军队来独立防守缅甸”。如果战而不胜，或者不放一枪就溜之大吉，这都将严重有损委员长的形象。何况委员长还盘算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租借物资。

　　蒋介石不愧是政治家，政治家往往善于从宏观把握策略和机会。仗当然要打，而且应当打得轰轰烈烈，但是损失必须有个限度。委员长不想为英国人做嫁衣裳。

　　于是他一面命令大军按兵不动，一面单独招见戴安澜，询问第二百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，打个胜仗？戴立正，誓言铿锵：

　　“此次远征，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，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，也必定挫敌凶焰，固守同古。”（《戴安澜列传》，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）

　　三月九日，委员长离开腊戌回国，指挥大权交给杜隶明。

　　杜聿明，字光亭，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，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。其实他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。他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，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。

　　史迪威同杜聿明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按照史迪威的设想，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“阻击和牵制敌人”，另外“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，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，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。”（摘自《史迪威日记》）

　　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反对。

　　在杜聿明看来，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。美国佬野心勃勃，好大喜功，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。远征军是委员长的精锐部队，也是杜聿明的本钱，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。

　　杜聿明一面将敌情电告委员长，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，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。

　　十九日晨，日军一个快速大队分乘二十辆缴获的汽车和摩托车，大摇大摆尾追到皮尤河南岸，日本人根本不把英缅军的残兵败将放在眼里，他们连通常的火力侦察都省略了，就一路打着枪肆无忌惮直奔大桥。

　　伏在北岸的先遣营副营长曹行宪少校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，他把敌人车队放进伏击圈，然后猛一挥手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事先安放的几百公斤炸药将皮尤河大桥掀上天，桥上的汽车和人群好像下饺子一样纷纷跌下河去，埋伏在河堤上的中国军队把暴风骤雨般的机枪子弹和炮弹泼向敌人，打得敌人来不及招架，就扔下许多尸体和汽车仓惶逃走了。

　　先遣营首战告捷，向师部发回击退敌人一个大队，歼灭一小队的捷报。

　　打扫战场的时候，士兵从一具日本大尉军官尸体上找到一份作战地图。地图上标明：同古正面之敌为日军第五十五师团，西路为三十三师团。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。曹营副倒吸一口冷气，连忙亲自把缴获的地图送到师部去。

　　同古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，又译作东吁或者东瓜，人口十一万。同古距仰光二百六十公里，扼公路、铁路和水路要冲，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著名的同古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。

　　第二百师指挥部，师长戴安澜陷入一种少有的和莫名其妙的焦躁不安中。

　　形势发展出人意料。在腊戌，委员长对戴安澜的忠诚勉励有加，但是面授的机宜却十分含糊。委员长再三强调“保存实力”，“坚守同古一两周”，可是并未指明坚守同古的战术意义何在。阻滞敌人，掩护英军撤退？抑或虚张声势？如果集中远征军优势兵力，果敢迎击冒进的当面之敌，击溃或吃掉其中一部是完全可能的。问题在于戴安澜仅仅是个师长，对于领袖的决策，他既无权质疑，又不敢贸然多嘴。他的使命注定是“理解和不理解的都要执行”。

　　既然委员长需要二百师“打个胜仗”，他的理解就是要挡住敌人，不许敌人越过同古城一步。但是先遣营送回的敌情加重了他的不安。一旦敌人援军赶到，他区区一个师能挡住敌人二至三个师团的强大进攻么？

　　那时候所谓胜利，就只好同阵地共存亡，可是牺牲的意义何在呢？戴安澜在地图前站住，一种隐隐的悲哀好像虫子一样悄悄爬上心头。

　　戴安澜深恐自己的悲观情绪影响部下，于是毅然决然宣布：“来人！传我的命令，各团营进入阵地，准备战斗。本师长立遗嘱在先：如果师长战死，以副师长代之，副师长战死，参谋长代之，团长战死，营长代之……以此类推，各级皆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