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

王楚英：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，那个心情高兴得不得了。美国人和我们喝酒，我平时不喝酒，那时候也喝醉了，大家都狂欢哪。全中国所有城市听到这个消息，放鞭炮、敲锣打鼓，老百姓都自发的，没有那个组织。我们在军营里，那个美国教官，就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吃、喝，还跳舞。

解说：但是，让王楚英和众多抗战将士气愤的是，日本并没有承认在中国战区战争的失败。日本人一直说是“终战”，没有讲投降这个事。

王楚英：日本这个东西，顽强、顽固得很。他不认为他是投降。而且他还有一个电报，给他的参谋总长讲，一百万连战连胜的雄师，面对如此软弱的重庆军，我们对他们作为国家来讲是战败了，但是军队来讲，我们没有战败。他这样讲。所以他认为，向中国军队投降是不应该的事情。

后来这个事情在重庆高层会议上，魏德迈（史迪威的接任者——编者）就讲了，他说，日本现在很嚣张，他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。他还说，你们带他到南京去受降，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。现在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是新一军和新六军，新一军还没有回国，新六军就在芷江，就在空军基地。到南京几个钟头航程就行了，应该让新六军去。

解说：于是，接洽日军投降的仪式就在新六军当时的所在地湖南芷江举行。几天后，王楚英随新六军奔赴南京，接受日军正式的对中国战区的投降。

王楚英：我们下午大概两点来钟就到了机场。我是坐在第五架，一共六架飞机。飞机在天空盘旋了两次，看到南京中山陵还在，玄武湖还在，但是没有看到一面中国国旗，只有大校场那个机场上，有惟一的一面中国国旗。

离机场旁边站老百姓蛮多的，都是村子里面出来。他们都从外壕那边趟过来，给我们拎的水，拎的苞谷，还有山芋，吃起来真高兴。我们就把美国人发的罐头，还有香烟都给他。那些农民都是手上脏脏的。我们斗抱一起。

解说：南京受降旧址——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

王楚英：新六军有一个营，就在会场内外，包括从解放路，现在是解放路，以前叫黄埔路，在路口上摆了一个大的牌坊，有五十公尺，一个旗杆，旗杆下面两个宪兵，两边新六军的战士一直摆到大礼堂门口。大概八点五十二分吧，何应钦就进来了。整个灯光都亮了。

解说：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时整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侵华日军投降。

九点零七分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日本降书上签字。

王楚英：他写“冈村宁次”，工整地写。写好了以后笔放下来，放在右边。我这个时候恰好在何应钦的左后方，有八个新六军的士兵。我就看到他从上衣口袋拿出印章，手直颤，然后盖下去，这还有他盖章那个东西。但后来他发现了盖歪了，降书也是有的。他大概不好意思，就站起来跟那何应钦点了个头，大概是表示，我想可能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很抱歉我盖歪了，另外一个呢，我既盖了章，又向你投降了。

解说：南京是王楚英记忆中最难忘的时刻。如今站在当年中央礼堂门前的林荫路上，王楚英才发现，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六十年。

王出英：就是这一条路，对。当年你们就是从这一条路过来的。从那边进来，一直到这里。六十年过去了，那个树也长高了，我也变老了。

解说：六十多年前，十四岁的王楚英走上抗日战场；六十多年之后，南京黄浦路两边的法兰西梧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。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，王楚英老人说，我只是一个幸存下来的抗日老兵，我不过是个小人物，不过，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支曾经在印缅战场上，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部队。记住他们的勇敢，记住他们的坚韧，对祖国的忠诚，和为和平而做出的牺牲。

解放战争中，新一军被东北野战军歼灭。部分新六军退守台湾。

杜聿明：

一九四九年于解放战争中被俘。一九五九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。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。一九八一年病逝于北京。

孙立人：

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军队退守台湾。一九五五年因涉嫌所谓“兵谏”被蒋介石撤职软禁。一九八八年重获自由，两年后病逝于台中。

王楚英：

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的军队退守台湾。一九五四年三月，王楚英以起义将领的身份，辗转回到内地，与家人团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