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启明拿着当年的照片，感慨万千。
中国守军守护着飞虎队战机。飞虎队的战斗机上都绘有吓人的鲨鱼嘴和插翅飞虎队徽，借以打击日军士气。
飞机在3000多米的高空中被气流冲刷得摇摇摆摆，四周是青藏高原白雪皑皑的高山。
这是1943年的一天，在被视为死亡之旅的“驼峰航线”上。滇缅公路已经被日军截断，物资极其匮乏，这条运输航线，是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的惟一“血管”。
刚刚20岁的龙启明年轻得不像能够承受如此重任，然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雷鸟基地接受过3个月高级训练的他，已经是中国军队中的天之骄子。
那时的飞机没有空气增压设备，机舱里寒气彻骨并缺氧，然而极度紧张的飞行使汗水湿透内衣，脸上的汗水霎间结成冰霜。
突然间，正前方闪出一座高山。龙启明猛拉操纵杆，飞机就是爬不上去。龙启明叫机长瑞恩斯和他一起拉，但飞机还是上不去，眼看就要撞山了！
飞机离前面的山坡最多还有600米，但瑞恩斯还在笑，龙启明绝望地说，你笑什么，我们都快完蛋了。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刻，瑞恩斯猛抬操纵杆，靠着气流的力量，飞机“哗”的一下爬上去了，迅即冲出山口。
“真是命不该绝啊！”62年后，在重庆大渡口革新村小游园旁的家里，提起往事，龙启明还心有余悸。这位已从重庆钢铁厂退休的老人，是国内目前健在的惟一参加过大名鼎鼎的“飞虎队”(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)的中国飞行员(当年共有6名中国人参加过“飞虎队”)。
逃难踏上从军之旅
祖籍广东顺德的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，父亲龙朝杰，是香港电讯司副司长、香港华员会(在港华人组织，相当于大陆的工会)会长。
在龙启明的幼年记忆中，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是低人一等的。1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去父亲办公室，刚要迈进大门，洋人司长Kay忽然出现在他面前，Kay对着他恶狠狠地喝道：“Getout！Chinsesgobackdoor！(滚，中国人从后门进去)”龙启明只能屈辱地从后门进，见到父亲后忍不住痛哭起来。虽然父亲的地位仅次于Kay，但作为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。
1941年12月8日早晨，珍珠港事件的同时，日本军队开始进攻香港。12月25日圣诞节，香港沦陷。
那时龙启明在香港政府工学院刚就读了一年。父亲的工作没有了，他的大学生涯也到此结束。1942年6月，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逃到了澳门。后来他们听说在大后方桂林，广西大学接收华侨生免费上学，于是他们决定去桂林。
当时桂林被称为“小香港”，到处是逃难过来的香港人。广西大学正好放假，更让他们失望的是，学校根本不接收免费的华侨生。龙启明只好和伙伴们漫无目的地在桂林城里闲逛。
然而，龙启明的命运正是在不经意的闲逛中发生了改变。“我们看到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‘留美空军学员’的广告，要求是大学生，不一定大学毕业，于是就报名参加了，每人交了400块的报名费。”
在接下来的考试中，数理化、英语，龙启明觉得很轻松，但是最后一门“党义”却把他难住了。“党义相当于现在的政治，考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。这些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根本答不出来。监考官当场就将我赶出了考场。”
本以为没戏了，没想到“双十节”那天公布录取名单，3个香港学生都被录取了。第二天，龙启明就去报到，6天后，飞机把他们这群留美航空学生接到了重庆，降落在珊瑚坝机场。
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。
飞越死亡之旅“驼峰航线”
1942年开辟的“驼峰航线”是盟军在中国的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，沿途山峰起伏连绵，犹如骆驼的峰背，故而得名“驼峰航线”。
龙启明的空军生涯就从这里起步。
1943年6月，由于战事紧张，盟军飞行员非常紧缺。龙启明仅在美国接受高级训练3个月，就和另外的21名队员一起，回国投入了实战。
在此之前，曾经是香港田径冠军的龙启明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，在昆明的初级班，训练计划是20小时飞行，但他只飞了5小时06分钟，教练就马上签字让他毕业了。在印度的中级班，规定飞行时间是50个小时，但这次龙启明又提前毕业了，成绩是30小时。
支持龙启明出色成绩的还有家仇。他的父母在往昆明逃难途中，在贵阳不幸被日军炸死。他当时最迫切的心愿，就是直接驾驶歼击机和日军面对面作战。
但回国后，龙启明并没有如愿进入歼击机队，而被编入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编队执行中国-印度空中飞行任务，穿越“驼峰航线”。
那时，龙启明和1至3名不同的美军飞行员编成一组，每天从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起飞，穿过“驼峰”到达印度亚山姆省的DINJAN或KEBRUKA ASSAM，装满物资后再经“驼峰”返回，往返一次约6个小时。
在这条航线上，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、云贵高原的山峰时，达不到必需高度，只能在峡谷中穿行，飞行线路起伏，有如驼峰。此外，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，遇到意外，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。飞行员即使跳伞，也会因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而难以生还。
很多美国飞行员把这条航线称为“死亡之旅”、“寡妇之旅”。“每次飞行前，他们都在胸前庄重地画十字作祈祷，然后非常认真仔细地对飞机进行检查，并反复查验机组成员的准备工作。他们都知道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‘最后一次’，但是他们决不允许让自己的生命搭在无谓的工作失误上。”
几乎每次航行都在“驼峰”发生撞机事件。起飞前，在饭堂看到的战友，晚上很可能就不在了。一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喝酒聚会，谈笑风生，第二天就有人永远地离开了，人天两隔。
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，美国空军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，在“驼峰航线”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，平均每月达13架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。
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
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，由于外援通道基本断绝，国内的物资到了极其匮乏的地步。
“所有的汽油都是我们带回来的，一架飞机带20多桶汽油。飞过去的时候装人，回来主要就是装汽油。一架飞机按规定载重3750公斤，但往往超载一些，要装到4吨。汽油在当时绝对是稀缺品，重庆和昆明的很多汽车，因为没有汽油，都是烧木炭的，车全部被木炭熏黑了。只有一些军用车才烧汽油和酒精。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‘一滴汽油一滴血’。”龙启明说。
由于汽油实在紧张，连运输机的用油，都量入为出。龙启明驾驶的运输机一共有8个油箱，总装油量是880加仑，正常情况下，每小时的耗油量是80加仑，满油后可以飞行11个小时。而每次从昆明巫家坝返回印度的时候，都把路上的用油算得正好，多余的油就被抽走了。
“每次装满油从印度回来，路上用了300加仑，剩下580加仑；从昆明返回的时候，只留400加仑。天气好的时候，2个多小时就飞到了。”
但实际上并不是每次运气都这么好，“有一次在昆明把飞机的油抽了好多。但快到印度机场的时候，塔台说机场正遭到日军轰炸，发出指令不让我降落。运输机没有抵抗能力，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逃避。印度北部阿萨姆省都是茶园，地势平坦，飞机在茶园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，越飞越低，眼看着油用光了！我就准备冒险迫降了。”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塔台传来消息，解除警报。
龙启明一拉操纵杆，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油了，起不来。
最后，飞机晃晃悠悠地滑翔降落在机场。触地的刹那间，飞机的油量表指针正好指向0。飞机靠惯性滑行了一段距离后，地面部队用车把飞机拖到了停机坪。
“飞机很宝贵啊，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跳伞。那次死里逃生后，我们反对抽油，闹得很厉害！”
赤身裸体上战场
1944年4月，在“驼峰航线”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，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龙启明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，被调入由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，成为最年轻的“飞虎队”队员。
“轰炸队有6名中国飞行员，但整个大队包括地勤的有好几百中国人。后来每架飞机上都配备了中国人，因为以前飞机掉下来的时候，老百姓不明白情况，会把美国人当敌人打死。‘飞虎队’就在每个飞行员的衣服后面挂一面小旗子，写着‘来华作战洋人，请军民救护’。”这块被飞行员们称为“血幅”的绸布，帮助许多因迷路、事故和被日军击落而迫降、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。
加入飞虎队后的龙启明主要执行对云南滕冲、缅甸腊戍、安徽立煌、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。当时日军空军力量已经很薄弱，关岛等太平洋岛屿都已经被美国占领了。腊戍、密芝那、仰光的日军基地，已经没有多少反击力量。
尽管如此，惊险的战斗还是时有发生。
“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，直接俯冲到200米～300米，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，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。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，看准了日军基地就俯冲下去，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。飞机飞得太低了，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‘啪啪啪啪’的射击声。回到基地后，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，要是打中油箱，就完蛋了！”
龙启明说，和日军相比，美军的飞机比较大，火力猛，但是转身掉头不灵活。飞机机身是三夹板的，座位后面和两侧还有钢板，美国人的技术比较先进，油箱外面都有保护层，子弹一般打不穿。对飞行员的保护，都是和美国人崇尚“人为贵”分不开的，美国人经常说“10架飞机才值一个飞行员”。
飞虎队员的生活，是充实而紧张的。一天，队员们正在洗澡，警报突然响起。龙启明他们立马向外冲——不是逃命，而是去背降落伞，力争第一个跳上飞机，与日军交手。那一刻，大家来不及穿衣服，全是赤身裸体就上了战场。
龙启明说，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，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。每次成功时，那些率真的美国战友都会兴奋地大叫“Hit target！Hit target！(击中目标了)”他们都会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，然后，把飞机开得飘飘忽忽。
1945年8月25日的“辉煌顶点”
1945年7月，抗战胜利前夕，陈纳德和美国战友们离开生活战斗了8年的中国回美国，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前来为陈纳德和飞虎队员送行，人群抬轿子般地抬起轿车，经过几个小时将车一直抬到中心广场。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中国地勤人员说：自从马可波罗以来，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心。
龙启明永远也忘不了在“飞虎队”那几百个异常惨烈而充满战斗豪情的日日夜夜。他把这段经历珍视为人生的“第一次辉煌”。而这一次辉煌，又在1945年8月25日达到了顶点。那天，龙启明和“飞虎队”队长希尔少校驾驶着第一架飞机，从四川梁山起飞，降落在武汉，接受日军投降。
“当时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，但是武汉的日军还不承认，日本兵拿枪把我们11个人包围了。日军说，他们不向美国投降，只向中国投降。”龙启明告诉日本人，盟军包括中、英、美、苏四国，盟军是接到总司令的命令过来接受日军投降的。这时，日本人才蔫了，打电话请示后表示投降。
9月底，龙启明和战友们把日本人抓起来游街，这一刻，龙启明的心情感到很舒畅、痛快。抗战胜利后，龙启明当了民航飞行员。1949年11月9日，龙启明参加了“两航起义”，他与战友们驾驶着12架飞机，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。
1952年，龙启明转业去了重庆钢铁厂。在重钢，他一干就是28年。如今在重庆，他又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(民间)索赔的声援活动。
“作为军人，我干了很平凡的事情。但是我一辈子都爱国。”龙启明说。
